第五次东亚出版人会议11月7日—9日连续三天在台湾新竹山林中的“南园”举行。台湾的代表报纸之一《联合报》报道了该报系联经出版社主办的这次会议的议论和具体成果动向。（记者陈宛茜 等）

新世纪网络崛起，东亚出版人同样面对书业衰退、读者减少的窘境。现代的出版人必须对抗“书籍死亡”的魔咒，进一步发挥创意和才能，方可应付这个新局面。可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已经企业化的出版业自身，很多出版社为追求畅销而失去了创意，最后也失去了读者。不过，“书”就是出版人的武器。出版人应该团结起来，激励读者发起恢复阅读能力的运动。这次会议，决定筹编“东亚100本书”文库。

台湾的另一家代表报纸《时报》在其文化版上，大篇幅报道台湾会议，并谈及日本、韩国的人文书出版与台湾历史的关联。同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人进行了独家采访。（记者丁文玲）

东亚的出版人通过会议讨论，认识到人文书出版的历史在各地区存在相互呼应的东西，属于一个出版文化圈，正着手推动“东亚读书共同体”的构建。步伐虽然缓慢，但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东亚的出版人共鸣互感，为创出各地区丰富的文化而团结起来。中国大陆方面，与年轻世代一起重量级的出版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谈到了在改革开放经济下出版业发展商业化、集团化的严峻状况。中国大陆的出版正在迅速发展，无法完全避免官方和政府色彩，也不可能像西欧那样采取进入大资本旗下的方式，因此必须探索中国独自的出版体系。

《出版商务周报》（北京）对以往各次的东亚出版人会议都进行报道，这次该报记者黄新萍以中国、韩国、台湾、香港代表的报告为基础，对台湾会议作了报道。

第五次东亚出版人会议在台湾新竹召开，三个世代的东亚出版人共聚一堂是特点所在，会议主办者联经出版社的林载爵如是说。“第一个世代的出版人是在历史的反省中开展出版事业，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是在向西方取得思想资源的需求下进行出版工作，而第三个世代的出版人则已经经由全球化彻底地被西方笼罩。”面对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状，并存在语言障碍、意识形态不同的因素，东亚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可能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东亚文化圈或出版共同体出版吗？这样的构建正被期待。

在裁军市民会、裁军研究会发行的月刊《裁军问题资料》（东京）上，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代表加藤敬事撰文回顾了“会议”两年间的活动。

要走出全球化所带来的现在的人文书出版困境，如果囿于一国的考虑是无法实现的话，那只有把目光朝向介乎全球和地方之间——地区。把我们至今只盯着西方的目光转向属于我们自己地区的文化，通过互相的紧密联系，保持东亚文化所具有的多样性、多元性，并形成趋势。这是“东亚出版人会议”的目标理念。并不是要寻求文化、经济霸权，而是对所有霸权主义的有效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交流正是最大的安全保障。

日本的代表性论坛杂志《论座》（朝日新闻社）根据在第五次东亚出版人会议（台湾会议）进行的采访，在列举日本、中国、韩国出版人的声音的同时，围绕人文书的现状进行了报道。由记者中岛美奈采访、构成、执笔。

东亚出版人会议发起人龙泽武在以《为了构建“读书共同体”》为题的访谈中，述说了创办会议的动机及其意义。会议成员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董秀玉，根据她丰富的编辑经验，谈到编辑的应有姿态和对会议的期待。同是会议成员的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出版人金彦镐（Hangilsa出版社总裁）、韩喆熙（图书出版石枕社社长）、高世铉（創批社社長）三位，通过韩国出版的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分别谈论了21世纪的“人文精神”。对台湾会议（2007年11月）进行了采访的中岛记者，同时详细报道了迎来东亚各地区青年编辑、出版人的这次会议的情况。

应英国发行的有关出版的季刊《理性：世界图书共同体论坛》（LOGOS: Forum of the World Book Community）约稿，东亚出版人会议网站的英文编辑艾伦·格里森（Alan Gleason）撰文报道了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活动和东亚出版人所面临的课题等。

《理性》杂志前主编戈登·格雷厄姆（Gordon Graham）先生，在报道的引言写道：“阅读这个报道，了解到东亚四个毗邻地区的出版人正在进行的卓越活动。东亚出版人会议具有值得世界关注的现实性、自发性和思想性的要素。令人激动的是参加者们如何勇敢地，比他们的政府更坦率地面对横亘于东亚地区之间棘手的政治问题。”

曾经报道韩国首尔会议情况的北京出版资讯旬刊《出版参考》，以会议内容、记者印象和会议背景的构成，立体地报道了香港会议的情况。特派记者缪立平报道。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东亚出版应该如何国际化。应该如何光复东亚文化。如何保持以人文书出版为核心的多样性、多元化。对于这些课题也提出了需要花时间实现的具体建议——“东亚出版基金”、“东亚出版学校”、“东亚丛书”，开始为新世代的读者进行新的价值探求。

香港的代表性报纸《香港文汇报》（发行量40万），在“副刊”对香港会议的情况做了特集报道。包括会议参加者专访等，由3位记者（尉玮、林意生、张俊峰）全力采访。

东亚是否具有一副鲜明面孔，真正反映其文化特色与思想特点，让国际社会注视？会议讨论了地区间文化交流的可能与面向世界的可行途径。日本不够热情，也许包含着一种先行者的自信；韩国像韩剧一样投入；华人地区理解不一……东亚间的出版合作过程是复杂的并不简单的，但确实在慢慢地前进。

追踪报道了杭州会议、首尔会议的《出版商务周报》，对新加坡、泰国的出版人也有参与的、富有国际色彩的香港会议情况迅速地作出报道。

会议以“东亚出版与其国际化”为中心议题，在堪称国际都市的香港举行。与会代表讨论了各国和各地区的国际化发展现状、面临问题和未来趋势，一致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应首先以地区内相互的国际化为起点，而目前正是东亚出版国际化的历史时机。

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集团及相关企业等代表参与组成编委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出版资讯旬刊（《出版参考》杂志社发行，北京）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者安安报道。

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上，来自中、韩、日的与会者认为，出版人应该从人的交流，到书的交流，到策划的交流，来共同培育东亚出版物市场，并建议应构建一个东亚出版人开放交流的平台。

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通信社对首尔会议作了报道。由出席了会议的该社编辑委员会田弘继采访报道。

在地区的动荡情势中，东亚各地区的具代表性的人文系“硬派”出版社干部聚集于首尔，围绕东亚的“知识交流”进行议论。在至今已召开的两次会议所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就东亚的共同出版、编辑研习交流等具体计划，与会者提出建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有数的出版业界报纸（北京发行，5万份），以三个版面的篇幅（第1版及第10-11版的对开版面）详细报道首尔会议的情况。记者莱茵采访报道。

东亚五个地区的出版人在各地区不同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之下，为思考和讨论如何跨越差异，合力构建新的读书共同体，聚集于韩国首尔。并探索如何创造亚洲出版新世纪，及其可能性和策略。

这个发行量达5万份的中国出版行业报纸，派遣记者瞿磊前往杭州采访了会议，以四大页的版面报道了有关情况。

（带着在困境中面临的问题，东亚五地的出版人聚集在杭州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多样化的文化产业发展中，无论出版前景悲观还是乐观，出版的文化价值和地位是不会动摇的，因此出版人应该积极防守。）

参加了杭州会议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林载爵先生，在其为台湾的日报撰写的连载专栏上发表的会议感言。

（置身春意盎然的杭州，包括笔者在内的与会出版人却感到有点焦虑，原因是东亚地区的出版业普遍存在着滞涨的现象。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出版人比起以前更需要兼具“启蒙精神”与“商业的冒险心”。）

在2005年9月日本东京的第一次会议和2006年3月中国杭州的第二次会议结束后，会议的发起人代表加藤敬事先生尝试进行总结概括。

（日本出版如何摆脱长时间的不景气，与东亚地区的出版交流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通过出版人之间的热烈交流讨论，未来的具体课题逐渐清晰可见，预定于2006年10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将是迈向这个挑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