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杭州、首尔、香港到台湾，经过了四次的会议后，今天在南园的聚会，我们多了一批年轻的编辑参加。第五届台湾会议的组合，正好是三个世代的东亚出版人共聚一堂，这是难得的、珍贵的聚会。三个世代、五个地区，七十年的岁月，背后蕴藏的是一段复杂的、互相纠缠的历史。在座诸位出版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记录者、编辑者和出版者，回顾过去，正视现在，必然有着深刻的感想与体会。

第一个世代的出版人，亲历过战争与动乱，战后又必须背负起反省历史的责任。东亚历史的记忆，构成他们成为出版人的精神基础。大冢先生、加藤先生、龙泽先生、董秀玉女士必然都有着一段特别的成长经验。历史是身为出版人无法逃避的一张网络，它铺盖在我们的心灵上、思想上，影响到我们该如何思考与行动。我想，他们发起“东亚出版人会议”的动机应该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吧。

第一个世代的出版人投入战后的文化重建工作，这个背景让他们能够构思宽广深厚的出版计划，展开旺盛的企图心，建立宏大的出版事业。大冢先生从1963年到2003年，以40年的时间奉献岩波书店，从编辑做到社长，是岩波壮大的关键人物。我们从年轻时代就称羡岩波的出版品，视为一顶出版的皇冠。大冢先生在岩波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思想》杂志的编辑，2006年，我也在台湾创办同名的《思想》，不能不说也是受到岩波《思想》的感召。

加藤先生在Misuzu书房3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策划了一套多达58卷的《现代史资料》，这套丛书是1919年到1945年日本现代史中问题最多的时期的资料大成，是一个具有国家出版工程性质的大型出版计划，但却由民间出版社完成，而且还带来商业的成功。

龙泽先生在平凡社的时代，《东洋文库》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庞大计划。总计44年间出版了750余部，收集了日本、中国、韩国有关文学、历史、思想、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古典名著，加以翻译、校订、注释，这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三国名著大集合。

然而，第一个世代的出版人也正处于人文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加藤先生说，在那个时代，日本人文书籍的出版有一大特点，就是学术价值相当高的人文书籍是由出版一般图书的民间出版社进行的。当时在欧美国家只有大学出版社才能出版发行的图书，在日本，经由商业运作也能够成功。在当时的环境中，存在着众多对教养抱有敬畏和渴求之心的读者群。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岩波书店的《讲座 哲学》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册。

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面对的是战后建立的政治势力，在韩国、台湾、中国大陆都面临各自不同的遭遇，然而受到政治压迫的事实却是共同的。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韩国、台湾的青年都逐渐投入实现民主的反抗运动，而中国大陆则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当中。相对于第一个世代承受历史的重担，第二个世代则是对抗政治的高压统治。高世铉先生在1979年至1981年之间因参与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2次，金彦镐先生在1974年至1975年之间，因为参与言论自由运动而被服务的报社解职。

韩国政府在1970年代大肆逮捕教授、老师与记者、学生，一些被解职的教授反而转向出版业，出版人以图书出版支持反对运动，所出版的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籍，启蒙了青年人的思想，为民主运动提供了思想的武器，也开启了韩国近代出版的新局面，韩国的近代出版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的。当广播、报纸等媒体屈服于政府的统治，不能发挥批判的功能时，书籍取而代之，成为最有效的批判工具。

金彦镐先生说，韩国在1980年代是书与阅读的时代。尽管政府继续禁书、逮捕出版人和作家，但青年读者透过阅读，也继续组织反抗运动。同时，韩国人经由出版与阅读，也愈来愈了解民主与统一的问题所在，开展了社会运动。这说明只有书才能提供强力的、有效的条件，促进改革，激发一个国家的热情。

台湾也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禁书与逮捕作家同样发生，反抗运动也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持续进行。作为出版人，我们提供了异议份子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作家批判现实的作品广泛流传，译介了西方的民主理论与当代思潮，为反抗行动提供思想资源。这是知识分子、出版人、作家为了共同目标紧密结合的时代，也是台湾出版史上最具有意义的时代。

韩国与台湾的现代出版事业都是在反对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其主导者都是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回顾过去这段时光，身为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我们依旧觉得不曾虚度这段为实现民主而进行出版的岁月。

但是，第一个世代与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在一手打造出版事业之后，却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面临一个出版的大变局。网络时代的出现改变了阅读行为，教育体制的变革改变了阅读的内容，图书出版量大幅度的增加改变了整个出版生态，商业利益的竞逐成为出版的首要考虑，否则无法生存。

加藤先生回顾他历经30年，每年以2、3册的速度完成的《现代史资料》后说，这个梦幻般的工作，如今看来，仿佛是久远的梦想传说。联经在1988年完成了一套54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总共2400万字，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个人全集出版工程。为了编印这部一个伟大学人的全集，我们特别留下了几个台湾最后的铅字排印师傅，等到这部全集全部出版后，他们也就都退休了，从此台湾再也没有铅字排印的书籍，我见证了一个铅字时代的结束，这不就是一位作家Sven Birkerts 所写的《古腾堡的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的意思吗？

第三个世代的出版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书籍的死亡”的魔咒，出版的前途在哪里？读者在哪里？这些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严峻。他们需要付出比前两个世代的人更多的不断更新的创意，才能应付这个新局面。

阅读永远不会消失，只是形式与行为会改变。作为出版人，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予阅读更好的内容。前面两个世代的作为，证明“赋予阅读更好的内容”是出版人的首要工作，今后当然也是如此。

今天的出版困境，有一部分是来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强劲趋势所带来的结果。全球化造成的是英语霸权的再次扩大，在出版世界更是如此。让我们再作一次回顾。第一个世代的出版人是在历史的反省中开展出版事业，第二个世代的出版人是在向西方取得思想资源的需求下进行出版工作，而第三个世代的出版人则已经经由全球化彻底地被西方笼罩。

然而，这两三年来，亚洲出版人已经开始觉醒。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亚洲出版人能为自己、为亚洲做些什么？亚洲出版人之间可以有更多合作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了解、阅读彼此作家的作品？

东亚出版人是亚洲出版人之间更有明确范围的具体组合，我们有一个可以相互了解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个相同的出版经验，更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读书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在古代典籍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影响。龙泽先生在第三次首尔会议时，也提到一个例子。中国明代末期，由科学家宋应星所撰写的《天工开物》（薮内清译注的日语译本于1969年由平凡社出版发行），系统地记载了各种农业技术，给日本德川（Tokugawa）社会的产业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天工开物》在中国却没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日本德川时代的版本回流到中国，才获得重新评价。

我也愿意再补充另一个近代的例子。中国作家胡风在1936年出版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将杨逵等台湾作家在日本刊物上发表的小说，以及朝鲜作家张赫宙等人的日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作为弱小民族的小说选。通过胡风的翻译，台湾、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抗议心灵得以相互传递、共鸣。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读书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存在了长久的时间。

经由前面四次会议的沟通和讨论，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东亚文库”出版计划的共识，本次会议主题便是“探求东亚出版的未来愿景”。我们也加入了一批青年编辑者，就“我对以东亚为出版主题的探讨”抒发己见。我们相信在三个世代的出版人的结合下，我们一定可以为东亚出版做出一些成绩，让一个新时代的东亚出版有一个东亚出版人联合创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