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国际化

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在422家接受访问的台湾图书出版业者中，仅有67家售出版权到其它国家，只占16.1％。相对于购入版权的有168家，种数有4,396种(titles)，可以看到版权交易的不均衡。

而售出版权国家则以中国大陆的比例最高，共计595种，占85.1％，其次是韩国，共计194种，占14.9％，再其次是美国，有36种，香港、澳门有24种。就种类而言，售出版权最多的是儿童读物，共计367种，其次是信息科学，共计153种。

这当然不是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也反映了台湾出版国际化的有限性，而且这种有限的国际化是以儿童读物为主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不是台湾的特别现象，台湾、日本、韩国之间的国际版权交流，基本上还是以儿童读物，特别是绘本，以及漫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局限在“视觉的”(visual)国际化，而非“文学的”(literary)国际化、“思想的”(intellectual)国际化。

政府的角色

为了弥补国际化的不足，台湾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动“中书外译”的工作，以英文、法文、德文及日文为重点，分别与国外民间或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台湾小说的外文译本。

• 1. 英译部分：

  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合作出版“台湾文学英译丛刊”及“台湾作家英译系列”。与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合作出版“二十世纪台湾现代小说系列”，已出版16种。

• 2. 法译部分：

  合作出版社为Acte Sud, Les editions du pigeonnier, Picquier等，已出版5种。

• 3. 日译部分：

  与日本国书刊行会合作进行“现代台湾文学系列”及“台湾现代诗日译”出版计划。与日本株式会社草风馆合作出版“台湾原住民选集”，预计3年内将出版20余册，内容包含小说、诗、散文及评论。

这说明了在版权输出不足的国家，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赞助者角色。然而，政府是基于什么心态和目的从事这样一种推动者的工作，却是作者、出版者必须警惕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当政府担负了出版的国际化的责任之后，国际化的路向与性质便会随即受到指导甚至扭曲。

国际交流的难题

彼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论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今天有人怀着促进理智生活国际化的真诚意愿，他能做什么呢？对于出版者而言，这个问题更为迫切。人们总认为理智生活具有自发性国际化的可能，这种信念是可以了解的，特别是在出版的国际化上，我们都寄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布尔迪厄认为国际交流常常受到一些造成误解的结构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本文（text）在传播时会脱离他们的语境(discourse)，也就是本文无法连同语境同时存在，一起传播，这就造成了国际交流中的许多误解。

这是思想传播与再铨释的本质性问题，我们无法克服。作为出版人，我们要特别留意布尔迪厄所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从国内产地传播到国外产地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系列的社会运作和选择过程：

我们还要问：

其次，也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外国思想家常常成为一种工具，被迫服务于某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或许会予以反对的目的。很多时候，外国思想家会被借用来反对国内的思想家。

最后则是阅读过程本身。外国读者会以相当不同的方式看待本文，因为其中令他们感兴趣的论点不可避免地会与作品在原产地产生的结果不同。在国际化的语境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并且了解到不同民族看待本文的不同方式。

布尔迪厄还提醒我们，世界上一向存在着为赢得文化支配权而将某种支配原则强加于他人的争执。在出版的国际交流中，我们会促进相互的了解，或因为其它的目的而造成误解？作为出版人，我们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吗？

东亚出版人如何加强合作？

基于利润的考虑进行图书的国际版权交易是市场法则，对处于劣势的非英语系国家，势必造成输入大于输出的结果，或者只局限在“视觉的”国际化的有限局面。政府介入的结果是宣传取代了交流，效果也有限，甚至带来更多的误解，文化支配权的问题也会产生并受到质疑。

我特别建议增加推荐新书的数量与不断更新。我们需要鼓励更多东亚编辑人投入、参与，让这个网站成为东亚出版的信息交流中心，以及相互国际化的最基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