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在见作者之前通常会浏览一遍他的著作。我拜读了陈先生作为著者之一参与撰写的《图说中国文明史〈10〉‧ 清：文明的极地》（创元社），对于陈先生迄今写作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和《历史与文化的穿梭》等历史书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先生不仅是对文化的转型期和历史与文化的交错非常关注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香港的出版人。因此，针对香港现在是否处于文化的变革时期，香港在回归中国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请您谈一谈回归前后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问题太大了。我想根据作为历史学家的知识和训练，以及亲身经历的香港的变化来谈一谈。

2007年，香港将迎来回归10周年。虽然回归前中国政府曾承诺，保持香港社会50年不变，这只是对香港政治社会保持资本主义性质，而不会跟随中国内地政府和社会性质而改变的一种高度括概性的说法。这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划时代的变更，一成不变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可思议的。这10年间，香港在方方面面还是发生了很不少变化，当然也保留着很多不变的东西。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多年，香港各界和不同背景的市民，对于今后香港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都非常关心。加藤先生关心是文化，我也从文化上说起。

回归中国10年来，香港社会文化也是有一定变化的。虽说已经回归，由于根据「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但并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即使如此，“中国”（不一定从政治上去理解）的影响会加强。例如，回归前的香港，社会主要的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商业文告和政府文告以至社会相当多的活动和文告，都是以英语为主导的。但现在，汉语在不同层面，虽未出现取代英文的情况，但使用普遍了。而且简体字在香港的应用亦渐普及。我认为，香港已回归中国，香港社会和香港大部份人，觉得在语言文字上的应用，与中国接轨是理所当然而亦有此需要的认识有关。香港这十年在文化上多方面的变化，并非来自政治的驱动，而是来自环境的变化的现实。举几方面例子说说。 首先，近十年，中国大陆出版迅猛发展，书种丰富，不管是原出版或是翻译自外国，各式各样书籍，品种越来越多，进入香港以后，香港读者以中文阅读图书的丰富和阅读范围，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相当程度改变了香港以往阅读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因阅读变化而对香港市民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事实，也增加了简化字在香港的普及。

由于中国内地的愈来愈开放，香港与内地的相向的交往，不管是从事商业活动、工作和访问旅行，人的往来也变得频繁起来，这种相互间密切的交往，相互间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要忘记，回归以前，香港政府官员到中国大陆访问与旅行是受限制的。国内民众到香港更有严格的限制，双方交流很有局限。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香港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建设越益现代化，经商人员和各界的交往频繁起来，相互间旅客数量惊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互动，香港这与10年前相比也是个不小的变化。

出版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无论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可以相互自由出版了。虽然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籍还不能在内地直接出版，现在可以自由引进输出，也能够合作、共同出版了。不仅在出版，近年，香港在电影、电视、动漫、设计等所谓文化创意工业的合作愈来愈密切，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在这种变化中，令人苦恼的还是语言（文字）问题。众所周知，香港和台湾使用繁体字，但为了出书，香港的编辑们必须处理繁体和简体两种字体，开始的时候曾经非常混乱。但是最近他们已经很习惯了，无论哪种字体都能驾轻就熟了。

近年来，香港从小学到大学都实施广东话、北京话（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的教学，语言的障碍几乎慢慢消除，港人也能够阅读简体字了。加之中国在经济和世界政治甚至体育的影响日益增强，港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关注确进一步加强。

尽管如此，纵观现在香港的出版情况，学生的参考书和教科书仍然全部使用繁体字，香港的作者也使用繁体字。繁体字书籍约占香港流通出版物整体的65%以上。除此之外，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不到10%，外文主要是英语图书占25%以上。但从大陆进来的简体字销售额虽不到10%，但书籍的种类非常多，远超过港台版图书。近年，每年从大陆进口的新书种，近40,000种。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近二十年向大陆输出版权的图书约为1500种。

由于中国大陆图书品种丰富，每年输港书种达4万种，香港读者仍习惯阅读繁体字书籍，而且内容的偏爱，从大陆进来的书，每种书销售数量远不如香港和台湾出版的繁体图书的单本售量大，从读者考虑，种类多是好事，所以今后大陆的书籍还会逐步增加的。

我关心中国文化，也能读汉语，在日本的中国书店看到有北京版和香港版两种版本的书，就引起兴趣。因为我判断香港是对外开放的，香港出的书一定是我们也关注的对象。香港出版界也有这样的判断或选择吗？

香港一直受英国统治，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具备国际性视角。对新事物的看法和想法，也能够迅速应对而变化。即使经商也是注意观察世界动向的。但是过去，由于政治的屏障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对于中国的事情不十分了解。很多人习惯“从香港看中国大陆”，远远不是“作为中国人从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视角”看待当前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讲，检讨过往的不足，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文化，在香港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现代化观念、加上较远离现实政治的影响的条件，香港出版人确可编辑出版出有异于内地的历史文化读物。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出版界的，那时香港经济开始发展，在中国人社会率先发展起现代经济，而两岸出版仍处于相当落后状态的环境下，如何配合香港现代经济发展，促使香港首先发展现代型态的图书出版业？确实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机会。香港现代图书出版业现代化确实是由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毕业的大学生或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留学生推动的。我正是其中的一员。留学回港，既涉足出版图书业，我确一直思考着如何在香港编辑出版具现代性格的各类图书。由于我是念历史的，对出版文化性图书特别有兴趣。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构思历史文化艺术图书在题材、表现形式和意念的新的出版。我又确实愿望通过出版以推动社会的文化。70年代香港出版界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展，是由于香港出版人接受、借镜了欧美和日本的先进出版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现代出版上，我用力最多，包括加藤先生阅读的《图说中国文明传真》。

提到中文读者，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文化圈非常大，我认为香港还承担着联结大陆与华人世界的纽带作用，您认为呢？

您说得很对。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东南亚华侨们阅读的图书大部分都是香港出版的书籍。但因为大陆开放，出版业起飞，出版物种类很多，所以从80年代后期开始阅读大陆书籍的海外华人开始增加。现在华侨们读的书籍，大陆出版物占很高的比例，我想这个比例今后还会扩大。

如果作为出版人，我认为只把香港人作为对象读者太有限了。虽然台湾的出版人也是以台湾为中心出版书籍，但我认为今后必须面向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世界的中国人和华人以从事出版才行。

例如，这套被翻译成日文的《图说中国文明史》系列丛书，最初是作为面向香港人的中国文明读物，其后策划是为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一种新颖的介绍中国文明的读物而出版的，出版后，这套书确在香港大流行而且销到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商务印书馆也在修订以前的出版物，面向全体中国人重新出版。因为仅面向香港人出版书籍规模太小。在这个意义上，《图说中国文明史》可说是个范例。

我读过《图说中国文明史》，感到它是把香港看成中国的一个要素写的，照顾到了多种要素。

这套系列丛书是与大陆出版社签订了著作权等方面的协议合作出版的。在中国出版界，现在仍然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分别从各自的市场和立场出版书籍的，但是从商业角度考虑，我认为实现出版市场的一体化，开阔出版视野，极为重要。虽然自由出版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籍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今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出版人应该联手构筑全华文的出版体制，而不是各立山头各自出版。

香港是長期直接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同时作为继承中国文明的场所而创建了其独特的文化性格。您认为这方面今后将如何发展？

在香港生活的90%以上的人是中国人，其中广东人居多。香港虽然接受了150余年的殖民统治，但社会和大部分家庭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生活习惯。当然，西化的文化和习惯渗透融合了不少。其中“严格的法治观念”、“开放的思维方式”、“多元文化的包容”等等特性都是从西方接受的好影响。我认为，如何发挥这些长处为香港发展所用，正是香港出版人和编辑的文化责任。

香港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上，都具有连接西方和大陆的桥梁作用。所以，我认为应该将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对外发展的文化窗口。发挥这样的作用可以对香港的发展、出版人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香港处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之地。迄今为止，香港人有过各种各样的体验，不是根据系统思想思索，而只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体会。今日，深刻地思考如何运用香港文化特征和优势，构筑新的文化；如何面向中国人以及世界出版图书，已成为香港出版界当前发展的不能不思考的课题。

香港过去被认为是具有国际性的城市，但偏重于欧美的思维和观点。今后，香港要真正的国际化，必须从偏重欧美的观念和视野跳出来，以客观的立场着眼于全球，包括香港市民过去不大关心的非洲和南美洲。如同，过去香港新闻报道只是直接引用欧美国家发出的新闻和报道，少从香港、中国和亚洲的立场，去梳理报道的。所以今后不应固守以欧美为中心的视点，而是应该回归将非洲和南美等也纳入视野的世界性的全球视点。在150年的殖民统治中接受了西方文化，现在又接受大陆文化，但香港要生存下去，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应该具备全球性视野和思路。

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在文化政策方面加大了力度，那么您认为在香港文化中，出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吗？另外，陈先生担任总裁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界今后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在殖民地时代决定政策的是英国人，现在政府官员都是中国人，所以应该考虑制定体现中国人的文化政策吧。确实最近政府对文化政策加大了力度，但是从事文化行政的人，认识文化的人很少，懂得出版行业的重要性的人更少。所以香港政府对香港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支持。而且香港出版界的特征是多元化和国际化，有英国资本、东南亚华侨资本，本土资本和大陆资本，不一而足。经营形式也多样化。所以要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出版界聚集成一个声音呼吁政府非常困难。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成立于1988年，是组合在香港有长久历史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等单位而成的。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希望成为中国人和华人出版集团中再具跨地域和国际性的出版、图书经营和印刷的集团。我们在出版界的作用，希望成为大陆、台湾、澳门出版中介，促使汉语出版市场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利用我们的国际认识，促进与日本和韩国出版的交流和合作，并推动我们与世界出版界的合作。为完成上述目标和意愿，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国际间出版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