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尔会议的一次筹备会上，我只不过偶尔顺嘴说出了“读书共同体”这个词，没想到就被注意力集中、记忆力超群的创批社社长高世铉先生给抓住了，结果落得了在这次会议上打头炮做报告的下场。这些出色的编辑实在让人敬畏，对他们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给他们留任何可乘之机。虽然我的报告算不上什么“基调报告”，但是“读书共同体”这个词，对于 参与这个“为了东亚的出版交流”的会议来自韩国、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日本的出版人、编辑而言，也许能在彼此之间的默许中勾起一种共有的感觉和某种相通的东西。请容许谈一下有关东亚古代出版物之拙见。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曾经所属的平凡社以长达45年时间、持续地出版的丛书《东洋文库》里的其中两种书。

一本是韩国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书，即柳成龙（Yu Song-nyong）的《惩毖录》。柳成龙是壬辰倭乱，也就是从1592年开始丰臣秀吉发动日本侵略朝鲜战争时期的一位朝鲜王朝的文人政治家，是担任击退秀吉军队的领军人物。据说，《惩毖录》是柳成龙在壬辰、丁酉倭乱，即日本史中所说的文禄·庆长之役后，退隐故乡安东，为记录倭乱经纬以警示后人撰写而成。距今大约30多年前，旅日研究者朴钟鸣先生用流畅的日语将其翻译、校注、解说，出版发行。尔后多次再版，现在也能买到。原本收录于文集《西厓集》中，在柳成龙逝世后，1633年出版。《惩毖录》颇为有趣的是，这本书在日本的初版，居然是早在1695年（元禄八年），由一家名为“大和屋伊兵卫”（Yamatoya Ihei）的京都出版商出版发行的。大和屋出版该书无疑是商业行为，遗憾的是我们对其出版活动知之不详。据日本史称，元禄年间（1688-1703）即17世纪后半叶，京都已经聚集超过百家的“书肆”（既是书店又是出版社）[宗政五十绪《近世京都出版文化研究》]。恐怕大和屋也是其中之一，它的名字散见于天保年间，即到19世纪前叶为止的京都出版同业公会（出版合股人）史料上，可想是一家以汉文书籍和古典书籍为基础商业行为的、存续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出版商。

日本的出版业，进入近代自不待言，远离近代以前就不是由幕府和朝廷或诸藩等“官”办的，虽然其中也包括“官”或“公”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商业出版社，也就是由吾辈直接的祖先们担纲的。这一点，利弊另当别论，我认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即便如此，不是在秀吉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的400年之后，而仅在100年之后就有朝鲜伟大的文人政治家详尽地描述了明朝和朝鲜王朝费尽心血联合击退秀吉军队的回忆录，并由一家京都的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无法不令人感慨万分。

至于《惩毖录》当时在日本发行了多少部、读者是哪些人、他们又是怎样阅读的，很遗憾，没有任何有关史料留存下来。但是，为提供给后人丰富的想象力，这里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大和屋出版的《惩毖录》中附有一篇德川时代（1600-1868）初期最大的启蒙家、与朝鲜通信使也曾有过往来的贝原益轩（Kaibara Ekiken，1630-1714）撰写的序文。可以推测，《惩毖录》的读者未必仅仅局限于那些身为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武士阶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根据有关贝原益轩的最新研究表明，益轩数量众多的著作是促进了当时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商业出版得以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同时他的著作也借此东风得以传播。很显然，他的著作是以富裕的商人阶层为基础渐而扩大到农民阶级的中上层的。正是这个商业出版最初的繁荣期，同时也是诞生了剧作的近松（近松门左卫门）、俳谐诗的芭蕉（松尾芭蕉）、小说的西鹤（井原西鹤）这些作者以及日本文学进行了革新的时代。而其背景是，在元禄之前的宽文延宝年间（17世纪中叶）以大阪近郊农村为中心的急速经济发展（新田开发，商品作物生产、肥料等的产品流通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水运扩大等等）和财富蓄积。尚且有论者指出，当时人们的阅读已经绝对不是被动的，而是已经存在自己选择书目的、能动地读书的可能性【注1♦】。也许目光敏锐精明强干的书商大和屋伊兵卫第一代经营者正是想把《惩毖录》卖给益轩的广泛读者群，才请益轩来为其作序的【注2♦】。

再谈一下收录在《东洋文库》中的另一本书。这是一本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惩毖录》更有其奇特命运的书，那就是于明代末期的1637年在江西省出版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本书系统地记载了以农业技术为首的中国各种各样的产业技术，即现在所谓科学技术，有如百科全书的一种。它给日本近世的德川社会的产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天工开物》何时流传到日本不详，但最早可能是1694年，而且就是贝原益轩，他在出版的自著《花谱》中，将《天工开物》作为参考书目列举了出来【注3♦】。随后在18世纪，《天工开物》不仅在日本出版了复刻本【注4♦】受到读者广泛青睐，而且据说对那个时代日本人自己编撰的各种有关农业、技术、思想启蒙等众多出版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天工开物》在中国却佚失久远，直到20世纪日本德川时代的版本回流到中国，才获得重新评价。此外，众所周知，包括这本书在内，许多近代社会以前中国高度的科学技术文明，经以英国伟大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为首的人士介绍到西欧各国，这本书也在世界上广为人知。

在17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期相继呈现在日本读者眼前的《惩毖录》和《天工开物》，不过是表现书籍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是具有跨越地域空间和持续时间的知识穿透力的一个例证而已。除此之外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日本一直深受来自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书籍这种知识穿透力的恩惠。但是，我想强调的还不仅仅这些，还有在东亚悠久的历史中，在这个地域的确存在过应该称之为“读书共同体”的这一点。

现代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Roger Chartier）提出过“读者共同体”的概念，它的由来是美国的文学评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如果狭义地理解这个概念，就是与“阐释”相伴的“读者”的“共同体”。我认为比它更宽松，也就是说与“阐释”相比，在最初“阐释”之前超越时间和空间共同拥有书籍、共同阅读书籍的行为更应受到关注。“阐释”当然不会摆脱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可以说只有在社会的传统和文化的脉络中“阐释”才有意义。但是，与其相比更重要的是，在时间和空间各异的世界里，同样的书籍通过读书这一行为，却发挥着种种的作用，触发了各式各样的探索和发现之旅，难道不是通过读书这一共同的行为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把人与人联结起来的吗？难道我们不是在这个联结的过程中接受着不同的世界（“他者”），或一边抵触一边交融，换句话说是在开拓着理解之路吗？

我认为在东亚，过去就曾存在跨越时空的阅读相同书籍的所谓“读书共同体”。但究竟是否存在过称之为“共同体”的纽带呢？请原谅我又要列举陈旧的例子，一位14世纪通晓中国古典的日本遁世文人的话可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他把读书称为与“素昧平生的人”为“友” 【注5♦】。日语用“友”（tomo）这个词来表现人间世俗的水平关系，本身已是饶有趣味；而这个“友”是通过读书行为意识到的“素未谋面”的“朋友”。那么，这位日本中世纪的弃世隐士，肯定也是东亚“读书共同体”的一员。

最近岩波书店翻译出版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遗著《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在书中他以极其紧迫的语气强烈主张：当前最重要的知识课题是要重新锤炼对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拥护，要意识到应该置于人文主义精神根本的“阅读行为”、“精读行为”的重要性。萨义德断言，归根结底批判的人文学就是“阅读”。萨义德还说，必求甚解、涉猎广泛、灵活接受与抵触并存（“more receptively and more resistantly [if I may coin a word]”），阅读的行为（agency）才是批评的核心。所谓批评是自由的、启蒙的、更有推动的力量。

反过来，思考出版这个工作时，首先要承担这种阅读行为重要性的，必然不是作者，而是编辑。作者不是阅读者，而编辑还要面对庞大的读者群体。今天，要在东亚共同运作读书事业，至少可以说技术性的难题几乎都已解决。不仅技术已经克服，读写能力也自不待言，包括各自教育体系的高度发展，作为前提条件达到现在的如此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很难说彼此真正地共同拥有必读的出版物；也很难说东亚的读书共同体已经建立，阅读相同的书籍、共同思考的行为已经在东亚真正实现了共有。相比之下，让人觉得在那些前提条件都很贫乏的时代，反倒有一种看不见的读书共同体的力量更加生机勃勃。那么，让我们期待着在这次首尔会议上，能够更深入地探讨我们这些作为最初读者的出版人、编辑们应该共同做些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