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在历史书出版界，以东亚三国为中心的共同出版事业发展正旺。韩国和日本历史教师合著的《朝鲜通信史》（Hangil社, 2005）及韩中日三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合著的《开启未来之门的历史》(Hankyoreh新闻社, 2005)相继出版。接着，今年8月《正视韩日史》（四季节出版社, 2006)也随后出版。

这些书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东亚三国历史学者和历史教师以“对韩日两国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为主旨编写的，这个主旨是与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歪曲历史问题相对的。并且他们还在计划进行更多形式的编著。

那么，出版社对于这些要求该给予什么样的反应呢？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东亚共同出版”的新价值积极地开创出来呢？首先让我们从过去8个月时间编写制作《正视韩日史》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为中心说起。

1．稿件完成面临的困难

《正视韩日史》是以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问题为契机，韩国全国历史教师联合会及日本历史教育者协会所属成员中的29名教师组成了“韩日共同历史教材编纂委员会”，并共同编辑了此出版物。仅编辑初稿1200份就用了4年的时间。正如计划的那样，以“对韩日两国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为主旨，稿件的目录构成及内容构成当然进行了慎重思考，甚至对每个用词都进行了明确的商议，对敏感的历史事件更是进行了严格深入的讨论。

比如说，韩国把‘倭寇’看作是“以日本为据点活动的海盗”，但日本则看作是“不是单纯的海盗，而是混杂有中国人和朝鲜人进行活动的商人集团”。在古代史研究中，韩国认为《三国史记》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日本认为《日本书纪》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最后我们能做出的结论是，对于‘倭寇’的定义，应将两国的立场分歧分别整理之后如实地体现出对相互差异的理解，对于古代史的史料应尽量各自以自我批判的角度去分析。

两国出版社对2005年12月《正视韩日史》的出版决定一下，就收到了编纂委员会至那时为止征集的初稿。正如想象中的一样，两国编者的主题选定及编辑内容是新鲜的。虽然不是专业学者的文章，但却有着象直接在现场给学生授课一样的文笔。不过，在编者眼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显露出来。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的原稿。对于不了解日本史主要脉络的韩国读者来说，这些文章读起来太复杂而困难了。特别是有关日本中世纪支配阶层（武士）的部分与日本古代史和日本近代史不同，这一部分在韩国史中是很少被研究，因此在没有任何说明的前提下出现大量的地名、人名、事件名称，令韩国读者在阅读时有很大的困难。大概日本青木书店的编者在读韩国的稿件时也会陷入同样的烦恼中吧。两国编者的研究探讨意见转给编纂委员会后，作者们也都说感到了深深的困惑。

原稿审查完成后的2006年2月下旬，两国出版社以这些最终稿件原稿为基础开始着手编辑，并且为了不让韩语版本和日语版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提出了“在不改变内容的范围内”按照本国的习惯校正原稿的原则。但是，真的到了实际校正阶段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韩国和日本的编者们开始对对方国家的原稿按照本国的习惯进行过度的润色。进行润色的一方主张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在保证内容准确的范围内进行了使本国读者容易读懂的校正”，而反过来，被润色的的一方却觉得这些润色是对内容的歪曲。甚至发生了出版在即，深感内容上压迫感的作者干脆把原稿重新来写的事件。一段时间以内，本来应该进行集中校对的时期却在大幅修改和重写原稿的状况持续发生。2005年出版《开启未来之门的历史》时就出现了印刷前一天还有作者们要求大幅修改原稿的现象。

2. 沟通问题

一般来说，作者和编者之间对于原稿的意见出现差异时进行对话调节就可以了。但是两个国家同时出版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每个句子，每个单词都要有口译和翻译介入。这样当然不仅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在交流程序上也非常地复杂。

再加上，这部书由29名作者组成的大规模作者阵容参与执笔，这样的问题就更加深刻地凸现出来了。原稿修改情况出现时，

一般要经过如下过程：(1) 韩国的编者 → (2) 韩国编纂委员会 → (3) 翻译者 → (4) 日本编纂委员会 → (5)

日本的相应原稿作者….日本作者的修改结束后又要经过从(5)到(1)上述反向过程才能最终把结果通报给韩国的编者。

不仅时间和程序成为问题，原稿的修改分量也是超乎想象的繁多。不仅最后的原稿出稿过程是那样，编辑过程中也要进行很多的原稿修改翻译。原稿内容修改本身不是简单的问题，每次修改时所有的事项都要一一翻译这件事情也是不那么容易。

3. 不同的制作现实

这次计划是以“共同出版”的名分出台的。因此保证韩国语版本和日本语版本内容上、形态上的统一是大原则。但是两国的出版界现实却和想象的不一样。不过就以这一本书的出版经验来论证韩国和日本的出版环境的差异还是有些盲目。这里只不过简单言及这本书出版过程中发生的预想不到的几个问题而已。

作者们在这本书中使用的资料（插图、地图、插画、表格、图形等）多于220项。在韩国，像这样有很多非文字资料的情况，为了提高可读性，只要具备使用改造版式就会印刷成4色形式。但是日本却阐明了由于制作成本太高，不能直接接受韩国这种方式的立场。结果在版式上没有做到双方统一为采取最一般的新国版，而是韩国以4色，日本以单色进行印刷。

在插图的著作权问题上也遇到了不少障碍。在此书出版之前，双方曾约定，四季节出版社对韩国图片的著作版权问题，青木书店对日本图片的著作版权问题各自负责进行解决。因此例如韩国金弘道的绘画著作版权费为30万元的情况下，两边共同出版的话只要交60万元就可以把两边的著作版权在一方范围内解决。但是实际最终却出现了日本方面因为最初韩日双方作者们准备使用的图片中有一部分著作版权价格太贵而提出不予使用的事件。特别是日本的著作版权费大部分比韩国的要高。结果准备使用的插图只能一部分被删掉，还有一部分被换成了插画。

另外封面的问题更大。韩国的设计师完成封面设计后寄给日本，并征询意见，但是日本回复说韩国方面希望使用的日本材料的著作版权太贵没法使用。原来打算将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民众艺术日本的浮世绘和韩国的民画一起放到封面中，但因我们需要的浮世绘版税太昂贵，无法使用，所以最后不得不用无需支付版税的图版来代替。像这样，由于两国的制作费用差异而给编辑的顺利进行和图书的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后记

以《正视韩日史》为首最近出版的3本共同出版物都有着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由两国作者组成编纂委员会对出版进行策划和执笔，差不多完成后又各自委托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同意编纂委员会的策划和执笔内容后决定出版这一点。这样就形成了策划和执笔由作者担当，编辑和制作由出版社担当的双重结构。可以不过分地说正是这个结构产生了上述所言及的三个问题。

第一，在原稿差不多完成的阶段，由于编辑者的介入，出现了许多作者们没有想到的需要修改事项，结果不管是怎样的原稿也无法避免4－5年的努力被一朝摧毁的危险。如果原稿执笔开始之前出版社就对其明确提出编辑原则的话恐怕会减少很多费用支出。

第二，沟通问题。两国的出版社之间哪怕有一点点微妙的问题发生，不是出版社之间直接联系解决，却只能是作者们通过互联网联络，结果对于充分理解双方的立场后解决问题来说就有着巨大的困难。

第三，制作的问题也一样。即使对两国作者阵经过很长时间的协商决定下来的事项可以大致接受，但两国的出版现实上无法克服的问题也还是很多。

但是通过此书的共同出版也可以确认几种可能性。《正视韩日史》也是东亚政治论争成为契机时出版的，这是事实。但是与已有的共同出版物不同，它不仅是对政治史，而且对社会、经济史及民众的生活史等也有集中论述。对两国的统治阶层、宗教、言论、思想、民众、戏剧及美术的比较论述内容为韩日两国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双方历史和文化的线索。这本书中的18个主题是能够通过各自一本单行本就可以论述的。这使我们看到了内容更加丰富的共同出版的可能性。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东亚三国有意促进此事的学者和教师已经率先站在了前面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到了东亚三国的出版社主动站出来的时刻了。因为只有出版社主动并主导地掌握了出版过程，才能把最初的策划意图真正地赋予书籍这一商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包括编辑系统、制作系统、流通系统以及各个领域的作者们可以共享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