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这个会议预定为三个部分——“书的交流”、“策划的交流”和“人的交流”。 我想 “书的交流”主要是指韩、中、日三国之间互相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书籍。而“人的交流”则主要是三个国家的出版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直接面对面。与这两方面都能具体指出相比，“策划的交流”多少要难懂些。那么“策划”进行“交流”是怎么回事呢？这与书或者人的交流的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吧。还有，与所谓的“共同策划”又有什么不同呢？

仔细想想，“策划的交流”通过以往的翻译出版一直在进行着。经过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和丛书被介绍到本国，由此形成刺激因素，在本国也催生出与之类似的作品和丛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仅以我所属的岩波书店为例，岩波文库就是受到德国的雷克兰丛书（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岩波新书就是受到英语圈的鹈鹕丛书（Pelican Books）和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莫大刺激而诞生的。如果从策划方面来看出版的历史，可以说出版的历史就是这种相互影响关系的历史。

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上的策划的交流，很早就已经和书的交流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今后这种形式的交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不过无可否认，日本的这种“交流”往往只是被动的，并且是随意性的。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又要重新倡导“策划的交流”呢？

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以往那种形式的交流，即通过书的交流称之为“间接的交流”的话，那大概就应该把通过人的交流称为“直接的交流”。那么，三国的出版人和编辑如何面对面地相互拿出好主意“共同琢磨出好的策划”，也就成了当今面临的课题。从此意义讲，本次会议所谓“策划的交流”这个说法有些暧昧，说好听点就是过于文雅，不如干脆地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出共同的策划？

对此，我想问道，为什么会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否实现的可能性？

让韩国、中国、日本的出版人共同思考策划之类的想法是根据什么样的初衷提出来的呢？我认为理由很明确。因为各国的出版人都已经开始逐渐地觉察到，仅仅依靠各自独立的手段是无法准确地掌握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的本质，也无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诸如国家主义的问题、民主主义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当然还有和平的问题等，过去都被认为是在一个国家内能够解决，或者说必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全球主义[globalism]在过去那个时候并非如此），但是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了，不管什么问题，都会在这个地域的相互关系中或者得到改善，或者趋于恶化。民主主义仅在一个国家内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同时国家主义仅在一个国家内也绝无可能得到遏制。只有这个地域全体基本同时实现民主化，这个地域才能全体同时克服国家主义，否则别无他法。

正因为如此，现在这个地域的出版人才开始跨越国界，摸索相互间的协作。出版的使命之一是要对自己所属社会存在的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既然大多数的问题已经跨越了国界，那么要想忠实于这一使命，出版人也要跨越国界，对问题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表态。

我想大家由此可以理解东亚三国出版人琢磨推出“共同策划”的必要性了。那么，接下来需要探讨这些有无实现的可能性。尽管说需要即发明之母，但实际上我觉得实现这个“共同策划”非常困难。

我参加东亚出版界同人的交流尚属第一次，但参加韩日、中日两国间文人、学者的交流已有多年经验。通过这些交流，我也结识了几位终生难忘的朋友，不过抛开个人友情不论，对历史经历各异的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之难，却有着极其深痛的体验。尽管在日常的例行公务所支配的空间没有任何问题，但有时相互之间会突然出现如临深渊令人目眩的瞬间。这个瞬间让你如梦方醒，使你意识到了互相立脚点不同，因此从那里所看到的景象也完全不同。

因为有了多次这样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块独自的“历史地形”（historical topography），甚至可以说开始觉得，现在站在眼前的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在各个独自的历史地形上显现的“人”的字形。站在不同的历史地形上望出去，远近的感觉、大小的平衡也随之不同。在历史地形上有较多共同性的话，便会被认为，他们是相同国家的人，属于相同的文化之类，也就是具有相同透视法的缘故。当然这不是迷信所谓“国民性”等的话题，而是历史之所以形成的条件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实现“共同策划”极为困难，其理由与历史地形的差异紧密相关。不同的国家，其历史地形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时常会导致你的任何预想都会落空。如果我们对这种绝对的差异没有足够的认识就冒然开始“共同策划”，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同床异梦，没过多久便会在相互不信任的洪患中溺水而亡。

那么，是否“共同策划”就不可能实现呢？大家也许会认为我的话前后自相矛盾，但我并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只要假以时日、谨慎前进，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

我想就此提出以下建议。

我们无论做任何共同的作业时，都不能忘记我们相互是站在不同的历史地形上这一点。在审视同样的东西时，或者发表同样的言论时，时刻都不要忘记相互间的远近感觉是不一样的。共同的作业就从意识、理解这种差异开始，才是最有建设性的。因此我提议，作为能够实施的共同作业，我们应该首先明确各自所依存的知识的历史独自性。为此对各自国家的知识制度必须能够进行比较。各国大学的历史，其中学问的历史，即各种学问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出版和新闻的历史应列为重要课题。我想，在充分了解了这些知识的历史地形差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在东亚共通的“今天”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