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各位的出版社至今在出版西方图书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精力。当然，各国的立场、历史和出版社的性质都不一样，但我想今天大家不妨从彼此的不同点、互相不十分了解的事情谈起，就东亚地区的翻译出版工作交换一下看法。是不是先请大家介绍一下各自的出版社至今在出版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那么就请Misuzu书房的守田先生先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日本翻译出版的历史。日本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丸山真男在1959年发表的《开国》这篇论文中提到日本有两次开国。他说，第一次是在江户时代末期解除锁国政策时，第二次开国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

经过第一次开国，在明治（1867—1912年）初期，国外各种文化一举涌入日本。这一时期，为了建设近代国家的需要，日本积极吸收必要的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明等，大量翻译出版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比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塞缪尔· 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西国立志篇》（Self Help）等。特别是《西国立志篇》，成了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进入20世纪后，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新康德派特别感兴趣，在日本参战之前，大量翻译了有关这些思想的书籍，并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读者层。

另外，在翻译出版这些社科类书籍的同时，明治以后还大量翻译了文学作品和大众读物，它们是作为始于江户时代的系列读物的延续，其中包括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少年漂流记》（Deux ans de Vacances）等冒险故事，还从英译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并且，在20年代有好几家出版社推出了世界文学全集，这样，日本的翻译出版便迎来了一个高峰期。这段时间翻译的几乎都是欧洲书籍，要说例外，那大概就是鲁迅的作品了。

其后，经历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的战时阶段，以战败为契机，日本进入了第二次“开国”。因为战争，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被剥夺了，所以战后出于要在社会上传播自由精神、自由思想的意愿，涌现出了许多出版社。Misuzu书房就是其中之一。

Misuzu书房创立于日本战败、即1945年8月的四个月后。以在人们中传播自由精神为出版理念，首先翻译了许多法国书籍，也包括欧洲那些一直参与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的作家们的作品。Misuzu书房初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作品，我们所出版的他的著作几乎可以构成全集了。

Misuzu书房另外还有几个出版核心。一个是在东西方冷战局面下产生的著作的翻译。那时Misuzu书房在立场上与苏维埃共产主义保持着距离，所以主要都是翻译欧洲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

另一个就是内容与纳粹德国有关的图书。我们觉得应该为人们提供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契机，出版了一些与德国有关联的书籍，当然其中有与纳粹大屠杀有关的著作。

第三个是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首的、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思想家主要著作为中心，一系列地介绍多种著作。这里不仅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包括艺术等门类。

此外，作为欧洲以外的书籍，我们还陆续翻译了美国一些与实用主义、社会学有关的著作。

进入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法国的现代思想开始受到瞩目。Misuzu书房虽然没有推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著作，但作为思考现代的著作，积极地介绍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évi-Straus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萨特以外的法国新思潮人物。所以也许对当时60年代到70年代的读者来说，提到Misuzu书房的图书，可以说就是法国图书的翻译。

80年代以后，人们对欧洲的认识逐渐转变，开始放弃传统的看法。换言之，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思想家，能使人们读了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Misuzu书房也翻译出版了他们的著作。

另外，有关中国和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的，翻译了阿格尼丝·斯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的《阿里郎之歌》（Song of Arirang）等著作。这些也几乎全是从英文作品翻译过来的。

在以欧美著作为中心进行翻译出版的同时，Misuzu书房还注重基础图书的出版，帮助人们对日本的现在和将来展开思考。其中《现代史资料》这套系列书构成了最重要的部分。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对亚洲发动侵略战争？为了通过全面的资料收集来验证这段历史过程，我们花费了将近40年，发行了58册，每册多达700页，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刚才谈到的丸山真男，他就战前及战后的日本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对天皇制也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天皇制都存在着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卷进了某种主义中的共同点，丸山就是对这种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和这些思想不一样，主张“如何能做到独立思考”可以说是Misuzu书房的理念。因此，Misuzu书房在翻译出版方面采取的态度是要介绍海外最新的成果，同时考虑什么是思考当今时代所需的重要因素，应该介绍哪些东西，我们一直是怀着这种意识来开展工作的。

从以上介绍的内容可知，Misuzu书房可以说是一家一直以翻译出版为中心的出版社。但是，在60年代占据全部出版物80％左右的翻译图书，现在已减少到了一半甚至更少。我们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欧美新出版的各种著作的水平和性质，然而对中国和韩国所出版的图书，因为信息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目前还不具备正确的判断能力，无法确认哪些图书适合Misuzu书房出版，日本的读者又需要哪方面的图书。这些就是今后的课题吧。

我从读高中时起就开始阅读Misuzu书房的书籍，对它们很熟悉。确实不少都是西方读物的译本。那么，下面就请韩国的金先生谈谈。

Hangil社从1977年开始出版工作。其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60年代我是一名新闻记者，在70年代前期在报社和同事们一起发起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这场运动与当时的朴正熙政权发生了冲突，1975年，参与过运动的130个人被解雇。抵抗当局而被驱逐出新闻界的一些人就转移到出版社，开始自己搞出版。Hangil社就是在这种社会变化下诞生的。

当时韩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与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另一个就是在冷战形势下朝鲜半岛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的历史。

Hangil社的出版工作首先从对这两段历史的思考出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性质和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被分割成两半？分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为了解决分割问题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出版工作就是围绕这些主题积极开展。因为当时处于刚开始对军事政权正式展开民主化运动的时期，所以Hangil社将工作方针定为要出版一些能引导民主化运动的教科书。因此与当局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我们的出版物经常被政府列为禁书，并被没收。在80年代后期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这种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中从事出版活动。

Hangil社当时遭到禁止发行的有《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偶像与理性》、《民族经济论》等著作。我们通过出版活动对朴正熙政权进行了批判，而更多的是重新解释了韩国的现代史。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在80年代之前，曾在殖民地时代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对历史问题加以澄清，这要比直截了当的政治批判更能从根本上对当时的政权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

当时，对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大学教授和舆论界人士不断被解雇，所以Hangil社成了聚集这些人士的中心，开始举办“Hangil历史讲座”和“Hangil社会科学讲座”等。连续八年多积极开展这项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民族主义者、民主化运动的领导人咸锡宪先生。他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Hangil社出版了咸锡宪先生的全集。

由此可见，Hangil社的出版活动的理念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自主吧。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也得以留出一定空间来介绍当时尚不被大家关注的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上述工作主要通过《韩国社会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和《社会与思想》三本杂志展开。

在翻译出版方面，我们同样也是秉承Hangil社的出版理念，重点推出了富有社会意识的欧美的一些著作。例如，批判美国政府的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等。在日本图书方面，我们在韩国首次介绍了丸山真男的著作，试图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法西斯主义。

在文学方面，我们出版了《Hangil世界文学》系列，主要介绍欧美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另外，在翻译世界文学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脱学校的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埃弗里特·赖默（Everett Reimer）的《学校已死》（School is Dead）和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Pandit Nehru）的著作等。

在开展这些出版活动的同时，这一时期还举办了名为“Hangil历史纪行”的讲座等，并带领听讲者去历史现场开展调查。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意识，而这些活动的成果，从1986年到1994年历时8年汇集成27卷的《韩国史》系列书出版。

后来，韩国社会出现了重要转机，这就是举办汉城奥运会前一年的1987年。当年发生了“6月市民抗争”事件，这场抗争取得了胜利，使我们得以争取到了民主。

经过翌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进入90年代后，军事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韩国社会进一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大潮推动下，Hangil社也开始出现转变，我们认识到需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并满足读者的新需求。于是，此前以社会科学为中心的出版开始转向人文主义立场，试图从更为基本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本身，并开始着手《Hangil Great Books》这套囊括东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丛书的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发行了75卷）。这样我们就以比80年代更为开放的姿态，开始把目光转向全世界。

下面请中国三联书店的汪先生谈谈。

那么我想先谈谈中国的出版情况。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和韩国、日本一样经历过闭关自守的时期。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受到世界列强多次的侵略，并没能抵御这些外来侵略。于是一批知识分子便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诸国会这么强大，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为什么我们会屈服于列强的侵略，并且提出了“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口号。

在这一口号下，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翻译出版西方的著作。但是，介绍到中国的20世纪初期的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许多是经由日本传进来的，也就是说，许多知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因为是通过日本的著作吸收了西方的知识，所以在中国就把日本也看成西方的一个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很多学者去日本留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章太炎、鲁迅、郭沫若吧。这样，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当时也大量翻译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著作，还有很多人留学美国，这些学者从美国主要是吸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知识。

中国就这样从日本、苏联和美国这三个渠道吸收了新的思想、文明和技术，结果推动了20世纪初期的变革。并且，通过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从日本、美国和苏联引介新的知识和技术，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明。

后来，我们开始不经过日本，直接翻译欧洲和美国的书籍，在思想领域，有卢梭、尼采、叔本华、黑格尔等，几乎所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在文学领域，有罗曼·罗兰、海明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杰克·伦敦等。但是从30年代中日战争爆发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那一时期世界的思想、文学的介绍、学术交流等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

1949年以后，世界分为东西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公开场合限制翻译出版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和学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不过，那时，被限制出版的主要是思想、学术、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的著作，而西方的古典文学则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丛书。

接着在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就像大堤决水一样，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特别是80年代中期，翻译了许多有关西方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符号论思想的书籍，暂且不论读者是否理解这些思想，但毕竟出现了一个翻译出版的高潮期。通过这些西方书籍，我们开始了解世界的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企业的经营方式等，最终它们成为一种大大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动力。

翻译出版的过热现象持续了将近10年，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出版界把目光转向实用性的高新领域。经济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特别是有关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的这些商务领域的图书成为翻译出版的主流。因此翻译出版的速度也比以往大大加快了。

以上介绍的是中国翻译出版历史的大致情况，再谈谈三联书店的翻译出版。三联书店成立于1932年，从30年代到40年代，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等之外，我们很早就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维克多·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作品。最近20年，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中翻译书籍所占的比例大约为60％，其中重点介绍的是西方最新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在《学术前沿》这套丛书中，我们首次向中国介绍了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哈耶克（FA Hayek）等思想家的著作。除此以外，还发行了全面介绍西方文化的《文化生活译丛》。

最近，我们出版了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东方学》（Orientalism）等。去年出版了他的自传《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今年出版了他的音乐论著《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Parallels and Paradoxes -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Daniel Barenboim，Edward W. Said）。萨义德的书受到读者的好评，销路也很好。

中国二十年来也翻译了许多日本的小说。除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之外，还有《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以及最近的村上春树的作品等，可以说是不分时代地介绍了各种日本文学作品。日本图书在三联书店的翻译出版中也占了很大比重，2000年翻译出版了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003年翻译出版了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去年翻译出版了小森阳一的《天皇玉音放送》和竹内好的著作《近代的超克》。下一步我们还会翻译出版许多日本书籍。

三联书店1994年翻译出版了韩国许世旭的《东方之恋》和《韩国诗选》，今年出版了《他说，她说》这部韩国爱情小说。以前我们总是把目光对着西方，今后我们考虑要以亚洲为中心，积极介绍包括韩国的学术和思想在内，以及中东、非洲、印度等第三世界的思想和学术方面的著作。

大家都分别介绍了自己国家的出版情况和各家出版社的出版工作。那么，下面希望请各位对刚才谈到的内容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刚才听了各位非常有意思的介绍。我想再了解一下关于版权方面的事情。日本加入伯尔尼公约这一国际版权条约是在1899年。中国和韩国是在90年代以后才加入这个条约的吧。中国和韩国的出版界在加入了伯尔尼公约后，出现了哪些变化？

韩国在1996年加入了伯尔尼公约。加入该公约后，翻译的质量提高了很多。在那之前，翻译什么书，找什么人来翻译，一直都说不上是严格认真地进行的；加入公约后，在挑选译者时也很负责任，出版态度变得相当认真了。

中国是在1992年加入该公约的。加入后最大的变化首先是翻译作品的数量增多了。这是因为要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翻译出版规则了，这样，我们加入公约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就开始来中国向我们推销翻译权。在那之前，西方的出版社是不会向中国推销版权的，我们必须跑到外国去寻找图书。可能对于西方的出版社来说，他们认为中国图书的价格太便宜，没有什么利润，而且担心实际发行的册数可能会多于合同规定的数量。

但是，最近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很大。尽管中国图书的价格便宜，但印刷数量却不是一个小数目，西方出版社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特点，中国今后的翻译出版数量还将不断增加吧。

翻译出版的水平是提高了，不过另外一方面也存在令人担心的问题。这就是在韩国图书的寿命越来越短了。也许这不单是翻译作品的问题，很少有寿命超过一年的图书。几乎都是不到一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处于这种状况，图书在互联网普及的社会里，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对韩国的出版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尤其在翻译出版方面，比如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几乎就会同时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被翻译出版。面对这种现象，我认为对翻译出版的形态，是不是应该从普遍性这个意义上再多加以考虑。各个国家及时地、同步地进行翻译出版，这样就可以加快价值共享的速度。我想，是不是应该对翻译的意义和翻译的可能性重新加以认识。

我也同意您的观点。看看翻译出版的现状，可以发现极大多数都是欧美的出版物。从实际情况来看，法兰克福书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几乎都是东方的出版社购买西方图书的版权，很少有相反的情况。

您说得不错。我并不是想否定法兰克福书展，不过我认为亚洲出版人也必须在亚洲开辟一个与其相仿的场所。目前的现状确实是我们被欧美的著作，或者说内容束缚住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开发亚洲自己的内容，并向西方宣传介绍。不采取这种办法来达到均衡，我想目前的现状就不会改变。

现在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美国的势力比欧洲更强大。可以看到大体上都是其他国家的出版社在引进美国的版权。比如，前年Misuzu书房推出的一本书在韩国马上就被翻译出版了。为了把它推销到欧美去，先是要用英语写出详细的内容介绍，然后才拿到法兰克福书展上。但是，所得到的回应是只有在看了全部的英语译文后才能做判断。也就是说，东亚和欧洲并没有建立一种相互推动的关系，所以我也非常赞同刚才金先生的看法和提议。

从世界的出版市场来看，西方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但中国还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在去年举办的北京书展上，我问一些法国和德国的出版社同人，他们对我们了解多少，能理解到什么程度。结果，答案是西方出版业界对中国的出版情况可说是几乎毫无所知。也就是说造成翻译出版方面偏重西方的情况的很大因素可以说是信息不足。所以，我想首先是不是可以从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或者说我们三家出版社做起，共同加强出版信息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来，我们读了西方书籍学到了许多知识。因此，看来就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偏见，总认为西方人写的书好，东方人写的书在质量上不如他们。不用说，实际上东方人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不过，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之间几乎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什么信息交流。因此我认为今后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像东亚出版人会议这样的机会，积极开展汉字文化圈内的信息交流，相互出版对方的图书。只要相互之间出版那些有价值的作品，市场应该会得到不断的扩大。在这过程中，也会同时培养出更多的作者吧。

我们三家出版社的共同点都是重视人文精神。我想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我们可以做不少事情。比如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丸山真男的著作和韩国咸锡宪的著作，同时也在日本和韩国出版中国优秀思想家的著作。我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具体尝试开始，迈出出版交流的第一步。

日本的出版界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出版界的前辈。我们曾经有过从日本间接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文明的历史，而且日本的出版在世界上也是属于高水平。因此我认为今后要吸收日本的出版经验，不断推进三个国家的交流活动。

我们都是一边从事出书的工作，同时又是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这些书籍。比如，翻译了丸山真男的著作，读过以后受到的感动会大于一些西方著作。另外，韩国的咸锡宪先生是一位可以与印度的甘地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甘地在世界上很有名，然而为什么咸先生却不太为世界所知呢？这样看来，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共享有价值的图书呢？除了交流信息，相互翻译对方的图书之外，我建议作为一种价值共享的尝试，还可以进行共同出版，比如三个国家合在一起出一册等。

刚才我将Misuzu书房的图书目录给了你们两位，今后也会向你们经常提供新书信息。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向我提供一些图书目录和新书信息？希望今后首先要相互了解各方出版了哪些图书，同时也能经常像现在这样面对面地进行讨论。

东亚的出版人能够直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们希望借着东亚出版人会议举行的机会，今后还要不断为出版同人提供开展讨论的场所。并且，我们考虑也要将这样的讨论通过4种语言的网站不断传递到东亚以外的地区。今天通过翻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