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枕社这个名字与Hangil社、创批社一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例如，在历史学家和田春树先生书中的注释等的里面，经常会提到石枕社出版的书。听说石枕是“石枕头”的意思，可这个社名是有什么由来的呢？

在韩国现代史上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张俊河，他是朴正熙政权时民主化运动的领袖，1975年原因不明地死在山里。战争时期他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生兵被驱使上过战场，但是他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早就做好了逃跑的思想准备，在给家人的信里写下 “如果在我的信中写有‘石枕’这个词，那就是我最后的一封信了”的密约后就出发了。“石枕”是旧约圣经中出现的词汇，是基督教的一个象征，象征着在苦难之中仍坚持不改变信仰。不久，他从战场上逃跑，参加到金九的光复军（独立军）去了。而朴正熙当时站在关东军的立场上镇压光复军。1945年解放以后，朴正熙那些人掌握了政权，张俊河则起来抵抗，投身到民主化运动之中。

张俊河于1971年出版了以《石枕》为名的自传。翌年即1972年的10月，朴大总统打出民族和平统一的旗号，宣布戒严令，推行以建立维新体制为目标的所谓“十月维新”。（张俊河）将自己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生军中逃出并参加到光复军的这段生活经历，不是在解放以后就马上公开，而是到1971年才公开，是有其特别意义的。正如他过去在殖民地时代从学生军逃出，参与了“光复军”进行独立运动那样，传达了自己反对策划了日后长期执政阴谋的朴正熙，展开民主化运动的信息。这个信息摆在正在筹备着十月维新的朴政权面前，并表明了张俊河要延续抗日运动的潮流将民主化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石枕社是在1979年成立的。创始人李海瓒是原国务总理，他当时以另外的姓名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不过那家出版社因为发行了某本书而被取消了出版社的注册登记，因此决定改变名字重新成立出版社。当时处于出版社注册登记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的时代。李海瓒先生恰在这个时候读到了张俊河的《石枕》，就决定用它来命名新的出版社。因此，石枕社创立的原委及社名刻记着韩国现代史、民主化运动的历史，而“石枕”这个社名象征了张俊河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

原来如此，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社名。石枕社是一直专门出版韩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吗？

之前曾经以出版韩国的近、现代史为中心，现在则涉及韩国的历史全部，即所谓“韩国学”。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哲学和思想史。有关韩国的探究，“韩国学”已经成为石枕社出版物的主流和重要的出版方针。

从事宣扬“韩国学”出版活动的，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吗？

宣扬韩国学，或者叫“国学”的出版社有好几家。但是，这些出版社是根据韩国文学、韩国史等学问的专业范畴来区分，并以专门的读者为对象进行书籍出版的，而石枕社则是韩国的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等无所不包，以面向一般知识人群为读者对象的人文书出版为目标。我们所主张的“韩国学”，在取材于韩国这一点上，与现在被称为“国学”的虽属同一领域，但立足点和性格完全不同。我们认为韩国学是“韩国的人文学”。也就是说，我们采取更主体化的立场把握和解释韩国的姿态。当然我们也不会无视来自海外的理论和成果，关键是在汲取吸收的同时，如何重新解释韩国。

虽然日本也有采取这种姿态致力工作的出版社，但重要的是如何去构筑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如果编辑和作者之间不能共享理论的，或者广义的思想基础，是不可能以韩先生刚才所讲的那种姿态出书的。可是，当编辑向作者提出这样的思想和姿态并共享这些时，却会因作者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专家而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出版专业学术书籍要轻松得多。

说得完全对。编辑和作者共享思想，并在一册书上体现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编辑和作者之间的相互信赖至为重要，石枕社通过自身的历史累积了这样的关系和经验。从1979年创立到现在，石枕社有过大的转型期，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那以前的石枕社，并非是可以称为出版社的体制。虽然一般都知道我们是社科书籍的出版社，但我们自己给出版行为的定位却不是文化活动而是政治活动。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自己是出版社这样的自我认识（笑）。但是，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宣言和军事独裁体制的瓦解，所谓的权威主义崩溃了，在整个社会都朝着民主化方向转移的90年代初，我们开始考虑应该具有自己是出版社的自我认识了。与此同时，出版计划的方向性也从着眼于为了变革的政治运动转向文化的运动。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出版界，不限于石枕社，社科图书的出版非常盛行。可说是社科出版的全盛时期，是一个充溢着社科图书的时代。韩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以此为前提的批判的现实认识是当时的时代需求。可是进入90年代后 ，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社科图书的潮流渐退。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往出版社科图书的出版社朝各式各样的方向转变，于是，石枕社确定了“韩国的人文学”这一方针。

我是在1983年进入石枕社的，但不是通过公开招聘进来的。那时，我受一位前辈委托做翻译工作，经常到出版社去，这家出版社就是石枕社，而我的前辈当时是石枕社的总编辑。前辈问我：“愿意尝试一起工作吗”,结果因此进了石枕社工作。不过，我在1986年离开了石枕社。当时，我和许多热血政治青年一样，认为自己不该干什么出版而应该去搞工人运动（笑），结果到工厂现场去搞工人运动了。三年之后的1989年又回到石枕社，当时是作为主干（总编辑）回归社里的。当时出版社还是集体经营的形式，其后因为一起工作的人各自的取向而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政治或其他的事业）。我是在1993年当了社长，从那时候开始采取“韩国的人文学”的路线。

石枕社开始走向这个路线，与我曾在首尔大学攻读国文学也有关系。因为在韩国，国文学不是被编入文学中而是被编入人文学中的，而我当时对人文学，特别是韩国学很感兴趣。而且，也有在大学时代建立起来的研究人员关系网，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使我对韩国学的关心愈加强烈。

对石枕社的方针和韩先生的想法有同感。在日本也有日本文学研究、日本史或者文化史及精神史等，当然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但是我想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日本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的研究怎样才能批判性地相对化的问题。实际上，我自己（龙泽）以往也是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比重来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与年轻的编辑们一起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学习会，书的形式也从原来的单行本尝试转变为丛书和事典等形式。但是与石枕社相比，我在平凡社做的事情也许说不上取得了充分的成功。

我想日本和韩国的知识环境有所不同。在日本，仅是近代出版就有上百年的历史。日本通过翻译、介绍许多西方的图书，并在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整理、解释的尝试方面，有着厚重的积累，因此可以拥有对自身的东西相对化的余裕。但是韩国的近代出版历史很短，从殖民地统治解放出来后又逢战火，没有时间进行自我整理，因此也就没有自我整理的积累。现在我们所尝试的自我整理不是在有长期积累基础上的相对化，而是在什么都没有的不毛之地上既要自我整理，又要批判地认识的双重作业。这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所以从犹如处在沙漠一样环境中的韩国来看，对日本的情况只能感到羡慕不已。

像韩先生所讲到的这种严峻、困难，可以说在日本的确不存在。比如说我们确有好几代西方研究的历史，受其影响的日本研究也有跨了几代的积累。同时在亚洲研究方面，特别是东方学研究，也有相当的积累。但是也许可以说，要依赖这些进行相对化却存在着另一种困难。也就是说，恰恰因为有了太多的积累，反而更难于探索批判的观点。在日本的学问中往往会无意识且无媒介地置换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西方研究时价值放在西方、进行日本研究时价值放在日本，这样一来相对化反倒首先变得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找出批判的方法，一直是我们作为编辑考虑的问题。

刚才您曾说到，在石枕社，编辑和作者都处在同志的关系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想，出版社或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仅此还不够；因为出版社或编辑与作者的作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作者，他们应该是批判的、批评的存在。

是的，很有同感。即使作者与编辑共享思想，建立起同志式的关系，但在做书的过程中作者和编辑往往会处于一种批判性的紧张关系。因为编辑在尊重作者的同时，也需要站在读者的立场来考虑，所以为了做一本好书会存在连绵不绝的烦恼。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下如何技巧地与作者进行沟通，探索出如何做出更好的书之道可以说是优秀编辑必须的德行。当然这是以对编辑和出版社的基本信赖作为前提的。石枕社一直非常重视建立这种对作者和读者的信赖。

刚才我已经讲过，石枕社在90年代初迎来了它的转换期。当时，虽然在出版物内容方面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创立当初的出版目标和理念还是承继了下来。因此，不论是与作者的基本关系，还是与读者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尤其是读者一如既往对石枕社寄予的厚望，可以说一直也没有动摇过。石枕社就是这样的一家出版社。石枕社的规模不大，出版的也不是畅销书，作为企业实体的历史也很短，但能够持续坚持独自的出版活动到今天，我想是因为我们没有背离这样的信赖关系。

以前在日本，出版人文书的出版社也曾存在过这种与读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比方说，以翻译出版西欧书籍为中心的Misuzu书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Misuzu书房曾经拥有持续关注他们的翻译出版的读者群。但是最晚也就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人文书出版社以往一直保持着的这种与读者的关系逐渐解体了。

现在韩国，内容有价值认真地出版的书少了，装帧设计豪华漂亮但却缺乏内容的书多了。出书不能只看重设计，每本书的内容结构、编辑更为重要，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编辑精神。但是现在这种精神日趋弱化。在这种现状下，石枕社坚定不移地奉守着要出版扎实的好书这一理念走了过来。我想正因为如此，才能一直保持着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社的信赖感。

东亚出版人会议的网站上，有一个参会者推荐各自地域图书的栏目“Recommended Books”。石枕社在那儿推荐的是《朝鲜王室记录之花·仪规》和《讲义·我的东洋古典读法》吧。

现在石枕社除我之外有14名职员，其中有编辑6名。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出版“韩国文化史”系列。第一卷是《用纯白酿成的朝鲜之心·白磁》，第二卷是《朝鲜王朝的礼仪和生活·宫中文化》，这一卷得到出版资助，还出了英语版；第三卷是《以应用科学精神构筑的朝鲜新都市·水源华城》，第四卷是《古代东亚文明交流史之光·武宁王陵》，第五卷就是《朝鲜王室记录之花·仪规》。所谓“仪规”就是“成为仪式规范的书”之意，是以记录和绘画形式保留下来的李朝时代国家、王室举行的主要仪式的报告书。这个系列最费功夫的是作者总是写不出符合编辑意图的稿子来。因为有很多作者，要他写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论文绝无问题，但要他写面向一般读者的文章却不太习惯。所以要与作者经过反复切磋和磨合，才终于完成预期的书稿。

我不懂韩语，但装帧设计具有品位，一眼可以看出下了功夫。这个系列也是石枕社的“韩国学”路线的一种体现吧。

是的。我进入石枕社的最初三年时间，坦率地说，对出版并不怎么关心。但是经历了工人运动的另一个世界以后，在1989年重新回归石枕社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作为出版的专家奉献我这一生。同时认为像80年代那样的社科书出版运动，今后应该朝着强化专门性的方向转变。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创立了一个叫“做书人”的组织，开始每个月举办一次包括营销在内所有有关出版问题的学习会，至今持续了15年。以40多岁的人为中心，成员有大约30人，之乎出版社代表张仁溶和东亚出版社代表韩性峰先生也都参加了进来。参加的成员一方面各自开展着具有个性的出版活动，同时也是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和韩国出版人会议等出版团体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在出书和营销方面，在构建韩国的出版文化活动中也是核心力量。

诚如韩先生所说，编辑者和出版人共同来思考出版与图书的专业性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三个东亚出版人会议的发起人（加藤敬事、大塚信一、龙泽武），在职期间没能实现这一点。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有较长的出版历史，而忘记了历史是编辑世界明显地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常困难。这也因为对出版和编辑专业性自我认识变得极其困难。也许韩国的出版社确实积累较薄，但我们是有积累沉淀却没有自我认识，或者说是忘却了。即使积累较薄只要具有自觉性必定能够跨越向前，而忘却所造成的闭塞状态是难以打破的，我们应该向东亚出版界学习。

韩国的出版状况并不比日本的好，也是处在极其严峻的状况之中，所以才更需要共同来思考出版界整体的事情。这是新一代的战略。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出版产业园区的建设，融合到出版界的新潮流之中，但仍然严峻。例如有些规模小的出版社，社长既要管编辑又要兼顾经营，如果每个出版社不能经济自立，共同活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样就会产生纠葛。因此，正在考虑把这个自发性的组织制度化，由国家划拨预算组建出版振兴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跨出自发性的界限，建立能够主导韩国出版文化的官方组织，把出版专家们集中到一起，制定出版制度和政策等。我们正在就此对政府进行游说，这也是我现在最倾注精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