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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s

一个中文以两种文字出版

  • 林载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
  • 采访者:室谦二(东亚出版人会议网站编辑部)

在简体字出版物从中国内地向世界各地区的华人圈不断普及的情况下,拥有独自的出版文化的台湾出版界如何展望未来。

EAPC

林先生是台湾的出版人,但是,看来您在思考中国文化时,不只是关注台湾自己的出版文化体系,还很重视华人圈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不知您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形成这种观点的?

虽然我出身在台湾,但我从小就开始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台湾一直来没有中断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大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所以一度中断了传统文化的承继,而台湾人在生活中却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我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台湾在1988年解除了戒严令。其后十几年间掀起了台湾“独立运动”及重视台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运动(本土化运动)。当然,这些运动有着它的政治意义,不过在文化层面上却带来了负面影响和危险性。也就是说,文化的范围从中国整体的文化缩小到台湾的文化了。这对台湾的出版界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十多年前,曾大量出版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但后来由于重视台湾文化的运动,文化和出版都局限在台湾岛内了。几乎所有出版物的内容只与台湾相关,出版市场也囿于台湾这个极为有限的范围。这对台湾出版界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些年大陆因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随之,以东南亚为中心开始广泛使用大陆现行的简体字。也就是说,台湾以外的汉字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相比之下,台湾本土的出版业却落在后面,显得孤立。从这十几年的情况来看,台湾以外的中文出版确实出现了不少变化。

在这一期间,尽管台湾人强烈主张要把台湾放在重要位置上,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大陆知识分子纷纷来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台湾的艺术家和学者也去大陆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这些交流,台湾和大陆的出版界开始互相了解到对方在出版、文化和商业方面所持的观点。与此同时,在东南亚的华人圈内,也提高了对汉字出版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大陆出版业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台湾的出版业只封闭在台湾,与这种现状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对简体字写作的书籍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这时我就发现眼下台湾出版界所走的这条路有问题。

EAPC

中国文化圈中使用的汉字分为简体字和繁体字,这对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在大陆、华人圈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会带来哪些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只有香港和台湾在使用繁体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的汉字圈中都用简体字,学校也采用简体字进行教育。

拿北美的华人来说,十多年之前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所以使用的是繁体字。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移居北美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华人用的是简体字。所以现在居住在北美的华人也逐渐开始阅读非繁体字的,而是简体字的书籍和报纸,其原因是华人出身地的比重出现了变化。面对这种现状,台湾的出版业就不得不对简体字出版加以关注,而不能只停留在繁体字的出版上。

去年,我在各种场合对台湾的出版界同仁谈过,我说为了取得台湾出版业的发展,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出版方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管繁体字,必须重视繁体字和简体字这两个方面,否则的话,今后我们就会被挤出东南亚和北美华人圈。

EAPC

那么,大陆有没有可能使用繁体字?

我想中国大陆不可能推行繁体字。

EAPC

只接受过简体字教育的人在阅读古典书籍或者五十多年前用繁体字出版的书籍时,会不会有困难?

肯定会有困难。但是大陆已经把中国古典文学都改排成了简体字版本了。

现在我在台湾出版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一个中文、两种文字”。就是说提倡同时使用繁体字和简体字。从技术角度来说,台湾出版界能够马上推出简体字的出版物,有几家台湾出版社已经开始用两种文字配套出版。繁体字出的书供应台湾和香港,简体字出的书以北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圈为市场。

EAPC

听说简体字和繁体字并不是将文字替换一下就可以了,大陆和台湾在单词和语境方面都有所不同。这样,采用两种字体出版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一个概念,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英语“Digital”一词,大陆和香港译为“数码”,在台湾则不同,译为“数位”。但不是说,因为这些表现的不同会无法理解其意义。我认为从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或者反过来,都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EAPC

我想林先生在考虑的新出版文化是与政治分开的,那么,在大陆和台湾面临复杂政治局面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出版文化?

从结论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说,这一过程极有可能会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尽管存在政治压力,但台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民主主义。在这种民主主义的环境中,采用对话、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不断推广文化应该是能够办到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主义环境,也许就难了,但台湾是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尽管有政治压力,我相信仍有可能推进文化运动的开展。

另外,台湾虽是个小岛,但原先就同时存在着各种文化。首先是原住民的文化,即高山族文化。其次还有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中国人的文化,再就是占了台湾人口三分之一的、1949年共产党管治大陆后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中国人的文化。台湾的人口由这三部分组成,原先就形成了不同文化和思想并存的多文化圈。我认为好在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今后有充分的可能性发展多元的出版文化。

EAPC

在华人圈内,比如在东南亚,又分成台湾华人圈和大陆华人圈,所用的文字不同,生活方式也两样。这样,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文化,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我说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要把各种文化纳入一个形式,加以单一化,而是多种文化的并存。所以存在不同是很自然的事。

EAPC

确实是这样。另外,刚才您谈到了在东亚传播的中国文化,那么从日本和韩国与这种大的中国文化的关系来看,您认为这两个国家可以摆在怎样的位置上?

首先是语言的差异,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极大障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台湾有长期翻译日本出版物的传统。现在还在大量进行翻译出版,特别是日本的漫画。台湾在翻译出版方面占了最大市场份额的还是英语的翻译出版物,其次是把大陆的简体字书籍转换为繁体字的出版物,第三位才是日本出版物的翻译。最近,韩国的出版物的翻译开始上升到第四位。

虽说日本出版物的翻译占了第三位,但从内容上说问题很大。这些翻译作品几乎全是畅销小说和推理小说,能反映日本人世界观的哲学、人文社科方面书籍的翻译微乎其微,这一点令我感到非常遗憾。要让台湾的文化在东南亚、中国大陆找到位置,我相信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可要是想在日本和韩国介绍、推广我们台湾的文化,那毕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是不是可以通过周刊杂志、月刊杂志、因特网这些现代媒体在东亚文化中相互传播彼此的文化?这件工作也是参加本次会议的出版同仁的一个任务吧。

EAPC

像这次东亚各地区的出版人和编辑聚在一起讨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林先生有没有什么行动计划,比如要与各地区的杂志合作,或者共同出版等?

我想谈一下在现阶段最容易着手的事。比如,作为与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关的杂志,中国有《读书》这本三联书店的杂志,台湾有我担任发行人的联经出版社的《思想》,韩国有创批社的《创作与批评》,日本则有岩波书店的《思想》等。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杂志上刊登的原稿翻译出来相互介绍呢,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次,我觉得东亚出版人会议的网页是个不错的尝试。只是,介绍新书刊固然重要,但我认为通过各地区的出版人的对谈等各种形式,使不同地区的出版人相互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出版界的现状不也很重要吗?这可以叫做在线东亚出版人会议吧。

EAPC

我想今后要尽可能采用各种形式展开我们的工作。在东亚,以在线方式建立书的网络和人的网络,这是我们这个网络的基本想法。

 

最后,我想就联经出版刚于今年三月创刊的《思想》杂志提个问题,就是你们这本杂志是面向台湾读者呢,还是也考虑到华人圈的读者来办刊的?

在目前阶段,我们的市场是台湾和香港,不过今后打算逐步扩大到东南亚的华人圈、北美和澳门。就大陆的情况来看,这本杂志发表的内容对大陆的现状进行了批判,所以我看被接纳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包括大陆在内,有许多台湾以外的各地中国人作者参与我们杂志的工作。

(2006年3月31日于中国杭州·浙江西子宾馆 翻译:彭世嘉)

Profile

林載爵 (Linden Lin) 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

1951年出生。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1984-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班,1986-1987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1979-2001年任教于东海大学历史系并于1987年起担任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2004年起担任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著书有《谭嗣同》(1977年)、《东海大学校史,1955-1980》(1981年)、《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1996年)等。

联经出版公司 »

为了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联经出版公司于1974年5月4日在台湾创立。该公司作为《联合报》属下的出版公司,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不断成长,刊行了种类繁多的出版物。已出版的除了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技术类书籍以外,还有小说、传记、辞书以及健康、旅游、儿童书等多种类型的图书,目前品种已达数千。同时,在台湾经营有六家书店,并兼营发行流通其他出版社书刊的业务。

《思想》杂志

2006年3月由联经出版公司创刊发行的《思想》杂志,旨在建立一个跨越地域的中文论坛,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提供议论的场所。创刊号超过300页,分量厚重。内容反映了近年台湾学者与海外各地使用中文的学者的交流日益紧密、深入,作者和读者在亚洲乃至欧美各地不断扩展。